【转载】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民国是中国最好的时代？
謝果子邀，也許是看到我在簽名里寫的“民國控”，想到這個我立馬把簽名簡化了，然後哀歎一句人真的不能不懂裝懂，有點興趣就掛出來，得，被趕鴨子上架了吧。不過這是我在知乎收到的第一枚邀請，還是開心的。其實之前就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但是當時斟酌了一下，覺得自己沒有把握駕馭，所以很有自知之明地默默飄過了。不過既然被大果拉出來了，我覺得就算死撐著，也得把自己那僅有的幾點不成熟的認識勉強寫出來。
這個問題我想了好久，覺著自己既不是@徐邦正同學說的歷史大牛，也不會像@Laura一樣舉出那麼多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更不懂以上許多位提到的政治鬥爭，權力謀略，那麼我該說點什麽呢，想來想去，似乎只有在文化方面才能說上一點話。不過我倒認為，這話或許與這題目反而是契合的。爲什麽這麼說呢，首先我也會像以上諸位一樣，質疑這“很多人”的由來和確否，但也並不真想為難lz非要找到什麽證據，我想可能在他更多是一種刻板印象的呈現。再加上，我也確實曾聽到這樣的說法，是不是很多我不知道，但是既然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也便值得來探討一下因由。
就我來看，其實說著這話的大抵是文人學者，和一些叫囂著自由的民主人士。執政者不會這麼說，專政專得好不得，要提到民國估計也是緬懷下先烈什麽的，誰沒事懷念那個要拿身體去堵槍眼的時代呢。一般老百姓也不會這麼說，生活得將就也算安逸，就算沒了些自由吧，也好過風餐露宿家破人亡，誰想去懷念那個需要拖家帶口到處逃亡四處避難的時代呢。所以，大概只有文化人了吧，懷念的是那個時代文化人，他們的風骨，他們的涵養，他們的追求，他們的整個圈子。至於某些民主人士，我談不了，也談不起，所以不談。
文人學者提出這一看法，大抵應該是懷念民國較為自由開放的文化氛圍，由於軍閥割據，政權不穩，竟然神奇地使得文化思想茁壯地成長起來。就如春秋戰國時的紛爭和戰火，成就了百家爭鳴的盛景，民國時期的混亂和動盪，成就了那個時代的獨特文化，那一批獨特的文化人。到底是怎麼樣的獨特法，能使得當代的文人知識份子羡慕如斯呢。我提出自己的幾點想法：
1. 那時的文化界是崇尚自由的，哪怕在被壓制時期和管禁時期，這種人們對於自由的渴望和實踐都是現在難以想像的。
那個時候，文化人幾近虔誠地膜拜和追求自由，這在當時對於他們是全新的概念，是西方思潮大規模湧來前從未聽說過的先進事物，再加上國難當頭，在文化人眼中，原來本已被奴役壓迫太久，此刻自由更顯彌足珍貴，成為最應該被捍衛和堅持的真理，無可置疑。反觀我們如今，似乎自由被說得太多太濫，又被說得太久，這一概念的本來意義被模糊，反而附加了許多其他的東西，貼上了許多本與它無關的標籤，人們可能因為厭煩那附加的什麽而至於對它也熟視無睹，視而不見了。人們爭論著太多本不屬於它的東西，甚至質疑自由的合理性，希望能給它套上種種理論和枷鎖，人們覺得這是被講得再爛不過的詞語，但似乎，它的原始意義已經被模糊在一片虛假的浮誇中，成為流行名詞之一。而並不在成為需要用生命的代價去堅持和捍衛的對象了。
2. 由於政治和國家的各種不穩定，人們的思想受到的禁錮也少了一些，並沒有機會形成一以貫之或者根深蒂固的壓迫，動盪的時局和頻繁的政權更替，為人們爭取到了確實的相對自由。
我說的相對，意義自明。但是我絕不是在說沒有壓迫和管制，相反，那時候的文化管制其實有些階段也是相當嚴苛的。比如魯迅在上海時期，在《申報·自由談》上的雜文要發表變得越來越困難，先是要刪改，終於徹底不能發了，只能寫寫似乎談著風月無邊的隨筆，這便是《準風月談》了。至於魯迅借著風月也能寫出評論國事的味道和見地，這個我們便暫且略過。只是要說明困難是肯定有的，說沒有，那絕對是我們自己編造的童話了。
不過我剛好想起件事，不久前看沈從文在丁玲被抓的時候寫的《記丁玲》，因為丁玲其實是被國民黨軟禁了，所以這書也刪改了不少文字，又删了後面大約五萬字的內容。不過極好玩的是，前面的內容中，要有刪減的，一律用……代替，一個字一個點，有的時候兩三個點甚至可以很容易猜出內容，有的時候一面書卻是大半頁都是點。再想想我們現在一本書出來稍微敏感點兒的地方都被刪得七七八八，更要命的是删了還不許你說删了，刪得又沒技術又沒水平，還自以為悄無聲息不留蹤跡，真是讓人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3. 那是一個通才與大師雲集的時代。
當代常常感歎大師不再，其實仔細想來，我們又沒有集體智商變低，甚至受教育程度還普遍提高，爲什麽大師似乎變得越來越少甚而成為幾乎不可能的存在呢。個人以為主要有三點：
第一，學科的細分和深化，那個時候一切西方知識都是剛剛進入，一切都是新鮮的，一切都是未曾接觸過的，所以知識份子並不會一開始就限制自己的領域和專業，而且由於國內還未建立系統的學科分類體系，他們進入各個領域的門檻都相對較低，經常是只要感興趣，各個領域都會有所涉獵，再加上各領域空白較多，所以也比較容易成為奠基者、開拓者，在這個領域的歷史上留下些什麽。比如著名詩人聞一多，他在詩歌創作方面算是夠有造詣了吧，但是他在許多其他領域比如古典文學的研究上面，也有相當的造詣，他的《紅燭》和《死水》，只是他全集中薄薄的兩冊而已。
第二，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有著令我輩感佩的學習熱情，常常是一個人精通多國外語，不說別的，就拿郁達夫來講，相信看過他《沉淪》的人都會記得他寫的那個看似懶散頹廢的青年學生，詩集翻上幾頁，覺著無聊便又放下，看似很浮躁很無為的樣子，於是許多人便以為那便是郁達夫自己了。但是其實郁達夫看起書來是相當勤奮相當瘋狂的。記得曾經聽一位留日的教授說，他去尋訪郁達夫曾經留學的學校，在圖書館查找郁達夫的借閱記錄，他三年看了一千多本外文書，幾乎一天一本還多，而且他借書的辦法相當原始直接，就是直接整架整架地借，完全不費時間去挑選甄別，看完再來換，我想這樣看起外文書來，精通無五門語言似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吧。
第三，當時的教育體制的多樣開放。我覺得民國也許不是最好的時代，但是絕對是各種選擇和機會最多最奇特的時代，我記得看《末代皇帝》時有一幕影響相當深刻，故宮午門前有各式人等，有洋人開著轎車，也有百姓挑著擔子趕著馬車，而末代皇帝溥儀，坐在宮裏面，被一群太監們抬著轎子追趕。我常想，這便是民國了，用陳丹青在講魯迅時所描述的句子便是：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
以上，或許可以大致勾勒出一點那個時代的影子，那是我們難以想像的政治文化版圖，我們一味的用自己的想像去認知是很困難也是容易產生誤會的。那個時候的知識份子，可能小時候在私塾里學習傳統的論語孟子四書五經，少年時在新式或者教會學校學習外語自然哲學宗教，而青年時便留學日歐或者英美，接觸完全的西式教育。試想，這樣豐富卻差異巨大的教育經歷，在現在的中國還能有幾人擁有。更關鍵的是，他們所受的這些教育都並不是浮誇和空泛為著應付考試尋找一份工作的，而是扎實而深入的，這便更顯難得了。
4. 我個人覺得那個時代最值得我羡慕的其實是個人經歷的多樣化。
我們現在，所有的人履歷拿來，大多是九年義務教育加高中三年應試教育，然後擠過高考的獨木橋，再加上大學四年的放羊教育。而民國時期，沈從文少小行伍，是從血腥與屠殺中所提煉而出的詩意與乾淨；張愛玲出生於貴族之家，卻又遭父母離異之苦，自小沉浸壓抑，少年老成地做著自己的天才夢，這些我們都知道得較多。
我來說說前段時間在讀的丁玲，她也出生在當地望族，中學時受不了母親定下的包辦婚姻，和幾個女同學商量好便坐著船去了上海，在那裡遇見了胡也頻，也便在一起了。曾想去做電影明星，和胡也頻沈從文一塊兒辦過雜誌，本來只是在三人中打打下手的她一寫起文章來，竟然十分受讀者和社會歡迎追捧。後來因為學日語碰到了馮雪峰，愛的欲罷不能，跟胡也頻攤牌，糾結許久，終於還是選擇了留在他身邊。後來胡也頻被國民黨害死了，這以後她也因為漢姦情人的背叛，被國民黨綁架軟禁。再後來被釋放后投身革命，被毛澤東賞識，親筆題書贊其為“纖筆一支誰與似”“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當過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等許多重要職位。38歲時，丁玲和比她小13歲的陳明結婚了。建國后的咱們就不說了，也是各種曲折，但是就從這些經歷，當代文人有誰能比得上的，我想很難找得出來吧。
其實我想說的關鍵在於，當代，也許的確這種系統化程式化的教育體制使大家的人生經歷變得也同樣模式化了，好像一個個複製品，所以可以被一張張教育經歷標準表格輕易囊括縮寫。不是說這樣不好，只是的確失去了許多精彩和傳奇，不是麼。
5. 那個時代社會普遍對於文學的重視，對於知識的重視，對於知識份子的看重和推崇。
這一點，絕對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知識份子尤其是文人學者在那個年代的地位和現在是十分不一樣的。那時候的一位知名作家的號召力是現在的我們不可想像的，那時人們願意看純文學，願意讀純文學，願意花錢去買純文學的作品。
其實關鍵說來用梁啟超在一九零二年的一篇文章《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所說到的兩句話來解釋最好：“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那時的人們果真相信著文學的力量，就像魯迅在世紀初便呼喚著摩羅詩人一樣，相信著像拜倫雪萊那樣的摩羅詩人是可以拯救并振奮整個民族的精神的。人們這樣相信著，更關鍵的是文人自己也是更加堅信著。那時候，有無數的文學青年夢想著辦雜誌辦報紙，而他們的目的不在風花雪月聊天納涼，而是為著要振興中國，這在現在，恐怕是不可被理解的吧。幾篇小說詩歌你就想著拯救世界了？那叫癡人說夢，但在那時，這是整個中國文化圈的夢，是許多愛國青年的夢。那時候的文化人往往也是因此和政治政權有著絲絲縷縷的牽扯和關聯，各個勢力需要依靠他們的影響力來為自己增添人氣擴大影響，所以往往或許以高官要職，或重金相邀。看看胡適，看看郭沫若，看看丁玲，或可知曉一二。
而那個屬於文化人的黃金時代確確實實地遠去了，或許八十年代剛解凍那會兒有所復熱，據說那會兒在校園裡你說自己是個詩人比什麽都能討好姑娘，人人沒事都要謅出幾句酸溜溜的句子來表示自己跟得上時代趕得上潮流。但是這立刻便被浩蕩的改革開放商業大潮所衝擊，或許這裡要說到的是有些人驚呼的“文學的沒落”，這其實是另一個命題或者偽命題了，我們也便不談了。
只是我常常想，那個時候作家們是為著這個國家而寫的，他們提起筆來的時候，心裡裝的是整個中國甚至整個世界。（或許有人會說周作人呀，沈從文呀，他們似乎不是呀，但是在我看來，就算筆下不露分毫，但是如果真正讀進他們的作品，你會發現他們的憂患意識也是非常強烈的。至於鴛蝴派，不在討論範圍內。）而讀者讀著他們作品的時候，心裡也是同樣的遼闊和寬廣，是為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而去讀的，期望在那些文字中看見振興的希望，得到鼓舞的力量。
這也是爲什麽許多人如今讀者郭沫若的《女神》滿腦子糊塗，不解這樣現在看來滿是粗淺和空喊的詩歌怎麼會在當時受到如此追捧和熱贊呢，不僅是讀者，還有那麼多文人，難道他們都失掉對詩的感受力了嗎。不是的，我們先不論郭沫若詩歌的文學價值到底如何，就光是他詩歌中所湧動的那種噴薄而出的感情，便能在當時引起所有思考著卻又彷徨著中國命運的青年們和知識份子的共鳴，這是時代所選出的屬於那個時代特有的聲音，現在的我們，如果不能把它放入到那個時代背景下去欣賞，說再多也是枉然。
6. 對於文人而言，那是個充滿個浪漫和傳奇的時代。
我會覺著那個時代有點像魯迅先生總愛講的魏晉，那時候的青年男女，尤其是文化圈中，有種不為世俗所束縛的超脫與無畏，率性而為，任意而行，仿佛骨子裡便透著幾分魏晉風度。
你看看，他們可以白天在報紙上你來我往刀光劍影筆戰打得好不熱鬧，晚上便能請酒吃飯天天扯淡好不歡樂。那時候的文化圈，雖然有因為政見矛盾鬧得老死不相往來者，但是還有很多人，拋除政見之外，存在著一種文人間的友誼（這個詞從道長那兒聽來的），而這種友誼，往往能夠超越很多看似表面的東西，而成為真正聯繫他們的關鍵所在。
再比如，對於愛情。林徽因在梁思成與金嶽霖間掙扎，可以把自己的煩憂心事直接對丈夫梁思成坦白，大意是你們兩個我都愛，怎麼辦。丁玲愛上馮雪峰了，也是直接對胡也頻坦白，我愛上他了，但是我也不是不愛你，怎麼辦。徐志摩照顧朋友的妻子照顧得太好，最後直接娶回來做老婆了，朋友還會拜託囑咐他要好好照顧前妻，這在現在可能是無法想像的吧。
這樣的例子太多，隔了這許多歲月，在當代的我們看來，便只能嘖嘖感歎他們仿佛自然天成般的灑脫。其實在我看來，那是個太特殊的年代，傳統的道德被徹底地推翻拋棄，而西方的自由精神則被還未來得及仔細甄別消化便被推崇到一個絕對的至高點，但又還未形成具有社會認同度的道德準則，於是人們的行為不會人被隨意貼上道德的標籤去指責和辱駡，相應的，要做出一個決定或者干一件事所要承擔的道德風險和社會壓力便會小一些，不是說沒有，但是無論在自我和他人看來，都要小很多，很少有人會上綱上線，很少有媒體會大規模地口誅筆伐，所以那個社會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會更大一些。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在當時很特殊的末日情結，我曾經聽黃子平教授在講到張愛玲的文字時特別強調了這一點。當時整個社會有一種燥熱的不安定的情緒，兵荒馬亂之際，槍林炮火之中，很容易生出這種整個社會的情緒，就像《雷雨》中所描繪的“鬱熱”，也許每個人的具體表現不同，但毫無以為都受了這大環境的影響的。想想如果真的有確鑿的消息說2012就是世界末日，那大家會如何，我想很少有人再顧忌什麽道德問題，而會陷入一種類似“末日的狂歡”的狀態吧。
我們今天固然看似講著他們的故事，念著他們的傳奇，看樣子似乎是滿心滿眼的羡慕和嚮往。但是要是這事真的落到了當代，林徽因、丁玲，那是會被人戳著脊樑骨冠上水性楊花的惡名吧？而徐志摩，那不就是“奪朋友妻”的最好例證么，這樣的朋友，哪裡要得？至於現在被所有文藝青年們抬得高高的張愛玲，丈夫有了小三小四還忍氣吞聲，哪裡還有什麽他們所推崇的個性氣質可言？也許他們會，被人們的道德審判壓得喘不過氣，而不是成為那被現在的我們心心念念的浪漫傳奇。隔了那許多日子，隔了那長長歲月，一切都在被湮沒的歷史中變得朦朧而渺茫，而又因為這份渺遠而顯得美麗使人嚮往。所有的傳奇，都不過如是。
……
上面說了那麼多，我並不是想表示自己完全贊成這個觀點，而只是想努力說明，爲什麽會有這種說法產生，可能的社會根據和時代背景心理是什麽，它是否有存在某些合理的地方，不管多少。而且我更多地是站在一個當代文化人的角度去揣測的，可能有時候不自覺地會帶了很多自己主觀的想法。畢竟我對於民國只算感興趣和略有知曉，雖然作品看了一些，但通透是稱不上的，寫出這些，不過因為被邀請而又不願隨便應付，回答一個問題，總覺得不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便有什麽不對勁，全身不舒服。
這篇回答，拉拉雜雜寫了一個星期了吧，從果子邀請我的那一天就開始碼字，感覺就跟大學那會兒寫老師每週佈置的小論文似的，總想著一次寫完，但總是會被打斷，被打斷，或者自己中斷溜號，於是就一直拖到了今天。不過也好，剛好是我在知乎的第52個回答，對於我，是特殊的。獻給這麼一個問題，也不算虧。其實還有好多想法，但實在無力表達了，而且我都懷疑寫了這麼長是不是有知友會真的耐著性子慢慢讀完，想想我那麼多閒著沒人看的答案，唔，隨緣吧，自己寫完的成就感大過一切。
想著邀請你回答的問題和草稿那兒挂了一周多的藍晃晃的1終於可以消掉了，真是身心舒暢呀喂。果子你看到這兒不會覺著有一些什麽么，嗯哼……其實我也在懷疑會不會果子你都看不到，唔，好累……
来源：
知乎每日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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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772410/answer/13747861
這個問題我想了好久，覺著自己既不是@徐邦正同學說的歷史大牛，也不會像@Laura一樣舉出那麼多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更不懂以上許多位提到的政治鬥爭，權力謀略，那麼我該說點什麽呢，想來想去，似乎只有在文化方面才能說上一點話。不過我倒認為，這話或許與這題目反而是契合的。爲什麽這麼說呢，首先我也會像以上諸位一樣，質疑這“很多人”的由來和確否，但也並不真想為難lz非要找到什麽證據，我想可能在他更多是一種刻板印象的呈現。再加上，我也確實曾聽到這樣的說法，是不是很多我不知道，但是既然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也便值得來探討一下因由。
就我來看，其實說著這話的大抵是文人學者，和一些叫囂著自由的民主人士。執政者不會這麼說，專政專得好不得，要提到民國估計也是緬懷下先烈什麽的，誰沒事懷念那個要拿身體去堵槍眼的時代呢。一般老百姓也不會這麼說，生活得將就也算安逸，就算沒了些自由吧，也好過風餐露宿家破人亡，誰想去懷念那個需要拖家帶口到處逃亡四處避難的時代呢。所以，大概只有文化人了吧，懷念的是那個時代文化人，他們的風骨，他們的涵養，他們的追求，他們的整個圈子。至於某些民主人士，我談不了，也談不起，所以不談。
文人學者提出這一看法，大抵應該是懷念民國較為自由開放的文化氛圍，由於軍閥割據，政權不穩，竟然神奇地使得文化思想茁壯地成長起來。就如春秋戰國時的紛爭和戰火，成就了百家爭鳴的盛景，民國時期的混亂和動盪，成就了那個時代的獨特文化，那一批獨特的文化人。到底是怎麼樣的獨特法，能使得當代的文人知識份子羡慕如斯呢。我提出自己的幾點想法：
1. 那時的文化界是崇尚自由的，哪怕在被壓制時期和管禁時期，這種人們對於自由的渴望和實踐都是現在難以想像的。
那個時候，文化人幾近虔誠地膜拜和追求自由，這在當時對於他們是全新的概念，是西方思潮大規模湧來前從未聽說過的先進事物，再加上國難當頭，在文化人眼中，原來本已被奴役壓迫太久，此刻自由更顯彌足珍貴，成為最應該被捍衛和堅持的真理，無可置疑。反觀我們如今，似乎自由被說得太多太濫，又被說得太久，這一概念的本來意義被模糊，反而附加了許多其他的東西，貼上了許多本與它無關的標籤，人們可能因為厭煩那附加的什麽而至於對它也熟視無睹，視而不見了。人們爭論著太多本不屬於它的東西，甚至質疑自由的合理性，希望能給它套上種種理論和枷鎖，人們覺得這是被講得再爛不過的詞語，但似乎，它的原始意義已經被模糊在一片虛假的浮誇中，成為流行名詞之一。而並不在成為需要用生命的代價去堅持和捍衛的對象了。
2. 由於政治和國家的各種不穩定，人們的思想受到的禁錮也少了一些，並沒有機會形成一以貫之或者根深蒂固的壓迫，動盪的時局和頻繁的政權更替，為人們爭取到了確實的相對自由。
我說的相對，意義自明。但是我絕不是在說沒有壓迫和管制，相反，那時候的文化管制其實有些階段也是相當嚴苛的。比如魯迅在上海時期，在《申報·自由談》上的雜文要發表變得越來越困難，先是要刪改，終於徹底不能發了，只能寫寫似乎談著風月無邊的隨筆，這便是《準風月談》了。至於魯迅借著風月也能寫出評論國事的味道和見地，這個我們便暫且略過。只是要說明困難是肯定有的，說沒有，那絕對是我們自己編造的童話了。
不過我剛好想起件事，不久前看沈從文在丁玲被抓的時候寫的《記丁玲》，因為丁玲其實是被國民黨軟禁了，所以這書也刪改了不少文字，又删了後面大約五萬字的內容。不過極好玩的是，前面的內容中，要有刪減的，一律用……代替，一個字一個點，有的時候兩三個點甚至可以很容易猜出內容，有的時候一面書卻是大半頁都是點。再想想我們現在一本書出來稍微敏感點兒的地方都被刪得七七八八，更要命的是删了還不許你說删了，刪得又沒技術又沒水平，還自以為悄無聲息不留蹤跡，真是讓人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3. 那是一個通才與大師雲集的時代。
當代常常感歎大師不再，其實仔細想來，我們又沒有集體智商變低，甚至受教育程度還普遍提高，爲什麽大師似乎變得越來越少甚而成為幾乎不可能的存在呢。個人以為主要有三點：
第一，學科的細分和深化，那個時候一切西方知識都是剛剛進入，一切都是新鮮的，一切都是未曾接觸過的，所以知識份子並不會一開始就限制自己的領域和專業，而且由於國內還未建立系統的學科分類體系，他們進入各個領域的門檻都相對較低，經常是只要感興趣，各個領域都會有所涉獵，再加上各領域空白較多，所以也比較容易成為奠基者、開拓者，在這個領域的歷史上留下些什麽。比如著名詩人聞一多，他在詩歌創作方面算是夠有造詣了吧，但是他在許多其他領域比如古典文學的研究上面，也有相當的造詣，他的《紅燭》和《死水》，只是他全集中薄薄的兩冊而已。
第二，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有著令我輩感佩的學習熱情，常常是一個人精通多國外語，不說別的，就拿郁達夫來講，相信看過他《沉淪》的人都會記得他寫的那個看似懶散頹廢的青年學生，詩集翻上幾頁，覺著無聊便又放下，看似很浮躁很無為的樣子，於是許多人便以為那便是郁達夫自己了。但是其實郁達夫看起書來是相當勤奮相當瘋狂的。記得曾經聽一位留日的教授說，他去尋訪郁達夫曾經留學的學校，在圖書館查找郁達夫的借閱記錄，他三年看了一千多本外文書，幾乎一天一本還多，而且他借書的辦法相當原始直接，就是直接整架整架地借，完全不費時間去挑選甄別，看完再來換，我想這樣看起外文書來，精通無五門語言似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吧。
第三，當時的教育體制的多樣開放。我覺得民國也許不是最好的時代，但是絕對是各種選擇和機會最多最奇特的時代，我記得看《末代皇帝》時有一幕影響相當深刻，故宮午門前有各式人等，有洋人開著轎車，也有百姓挑著擔子趕著馬車，而末代皇帝溥儀，坐在宮裏面，被一群太監們抬著轎子追趕。我常想，這便是民國了，用陳丹青在講魯迅時所描述的句子便是：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
以上，或許可以大致勾勒出一點那個時代的影子，那是我們難以想像的政治文化版圖，我們一味的用自己的想像去認知是很困難也是容易產生誤會的。那個時候的知識份子，可能小時候在私塾里學習傳統的論語孟子四書五經，少年時在新式或者教會學校學習外語自然哲學宗教，而青年時便留學日歐或者英美，接觸完全的西式教育。試想，這樣豐富卻差異巨大的教育經歷，在現在的中國還能有幾人擁有。更關鍵的是，他們所受的這些教育都並不是浮誇和空泛為著應付考試尋找一份工作的，而是扎實而深入的，這便更顯難得了。
4. 我個人覺得那個時代最值得我羡慕的其實是個人經歷的多樣化。
我們現在，所有的人履歷拿來，大多是九年義務教育加高中三年應試教育，然後擠過高考的獨木橋，再加上大學四年的放羊教育。而民國時期，沈從文少小行伍，是從血腥與屠殺中所提煉而出的詩意與乾淨；張愛玲出生於貴族之家，卻又遭父母離異之苦，自小沉浸壓抑，少年老成地做著自己的天才夢，這些我們都知道得較多。
我來說說前段時間在讀的丁玲，她也出生在當地望族，中學時受不了母親定下的包辦婚姻，和幾個女同學商量好便坐著船去了上海，在那裡遇見了胡也頻，也便在一起了。曾想去做電影明星，和胡也頻沈從文一塊兒辦過雜誌，本來只是在三人中打打下手的她一寫起文章來，竟然十分受讀者和社會歡迎追捧。後來因為學日語碰到了馮雪峰，愛的欲罷不能，跟胡也頻攤牌，糾結許久，終於還是選擇了留在他身邊。後來胡也頻被國民黨害死了，這以後她也因為漢姦情人的背叛，被國民黨綁架軟禁。再後來被釋放后投身革命，被毛澤東賞識，親筆題書贊其為“纖筆一支誰與似”“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當過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等許多重要職位。38歲時，丁玲和比她小13歲的陳明結婚了。建國后的咱們就不說了，也是各種曲折，但是就從這些經歷，當代文人有誰能比得上的，我想很難找得出來吧。
其實我想說的關鍵在於，當代，也許的確這種系統化程式化的教育體制使大家的人生經歷變得也同樣模式化了，好像一個個複製品，所以可以被一張張教育經歷標準表格輕易囊括縮寫。不是說這樣不好，只是的確失去了許多精彩和傳奇，不是麼。
5. 那個時代社會普遍對於文學的重視，對於知識的重視，對於知識份子的看重和推崇。
這一點，絕對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知識份子尤其是文人學者在那個年代的地位和現在是十分不一樣的。那時候的一位知名作家的號召力是現在的我們不可想像的，那時人們願意看純文學，願意讀純文學，願意花錢去買純文學的作品。
其實關鍵說來用梁啟超在一九零二年的一篇文章《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所說到的兩句話來解釋最好：“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那時的人們果真相信著文學的力量，就像魯迅在世紀初便呼喚著摩羅詩人一樣，相信著像拜倫雪萊那樣的摩羅詩人是可以拯救并振奮整個民族的精神的。人們這樣相信著，更關鍵的是文人自己也是更加堅信著。那時候，有無數的文學青年夢想著辦雜誌辦報紙，而他們的目的不在風花雪月聊天納涼，而是為著要振興中國，這在現在，恐怕是不可被理解的吧。幾篇小說詩歌你就想著拯救世界了？那叫癡人說夢，但在那時，這是整個中國文化圈的夢，是許多愛國青年的夢。那時候的文化人往往也是因此和政治政權有著絲絲縷縷的牽扯和關聯，各個勢力需要依靠他們的影響力來為自己增添人氣擴大影響，所以往往或許以高官要職，或重金相邀。看看胡適，看看郭沫若，看看丁玲，或可知曉一二。
而那個屬於文化人的黃金時代確確實實地遠去了，或許八十年代剛解凍那會兒有所復熱，據說那會兒在校園裡你說自己是個詩人比什麽都能討好姑娘，人人沒事都要謅出幾句酸溜溜的句子來表示自己跟得上時代趕得上潮流。但是這立刻便被浩蕩的改革開放商業大潮所衝擊，或許這裡要說到的是有些人驚呼的“文學的沒落”，這其實是另一個命題或者偽命題了，我們也便不談了。
只是我常常想，那個時候作家們是為著這個國家而寫的，他們提起筆來的時候，心裡裝的是整個中國甚至整個世界。（或許有人會說周作人呀，沈從文呀，他們似乎不是呀，但是在我看來，就算筆下不露分毫，但是如果真正讀進他們的作品，你會發現他們的憂患意識也是非常強烈的。至於鴛蝴派，不在討論範圍內。）而讀者讀著他們作品的時候，心裡也是同樣的遼闊和寬廣，是為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而去讀的，期望在那些文字中看見振興的希望，得到鼓舞的力量。
這也是爲什麽許多人如今讀者郭沫若的《女神》滿腦子糊塗，不解這樣現在看來滿是粗淺和空喊的詩歌怎麼會在當時受到如此追捧和熱贊呢，不僅是讀者，還有那麼多文人，難道他們都失掉對詩的感受力了嗎。不是的，我們先不論郭沫若詩歌的文學價值到底如何，就光是他詩歌中所湧動的那種噴薄而出的感情，便能在當時引起所有思考著卻又彷徨著中國命運的青年們和知識份子的共鳴，這是時代所選出的屬於那個時代特有的聲音，現在的我們，如果不能把它放入到那個時代背景下去欣賞，說再多也是枉然。
6. 對於文人而言，那是個充滿個浪漫和傳奇的時代。
我會覺著那個時代有點像魯迅先生總愛講的魏晉，那時候的青年男女，尤其是文化圈中，有種不為世俗所束縛的超脫與無畏，率性而為，任意而行，仿佛骨子裡便透著幾分魏晉風度。
你看看，他們可以白天在報紙上你來我往刀光劍影筆戰打得好不熱鬧，晚上便能請酒吃飯天天扯淡好不歡樂。那時候的文化圈，雖然有因為政見矛盾鬧得老死不相往來者，但是還有很多人，拋除政見之外，存在著一種文人間的友誼（這個詞從道長那兒聽來的），而這種友誼，往往能夠超越很多看似表面的東西，而成為真正聯繫他們的關鍵所在。
再比如，對於愛情。林徽因在梁思成與金嶽霖間掙扎，可以把自己的煩憂心事直接對丈夫梁思成坦白，大意是你們兩個我都愛，怎麼辦。丁玲愛上馮雪峰了，也是直接對胡也頻坦白，我愛上他了，但是我也不是不愛你，怎麼辦。徐志摩照顧朋友的妻子照顧得太好，最後直接娶回來做老婆了，朋友還會拜託囑咐他要好好照顧前妻，這在現在可能是無法想像的吧。
這樣的例子太多，隔了這許多歲月，在當代的我們看來，便只能嘖嘖感歎他們仿佛自然天成般的灑脫。其實在我看來，那是個太特殊的年代，傳統的道德被徹底地推翻拋棄，而西方的自由精神則被還未來得及仔細甄別消化便被推崇到一個絕對的至高點，但又還未形成具有社會認同度的道德準則，於是人們的行為不會人被隨意貼上道德的標籤去指責和辱駡，相應的，要做出一個決定或者干一件事所要承擔的道德風險和社會壓力便會小一些，不是說沒有，但是無論在自我和他人看來，都要小很多，很少有人會上綱上線，很少有媒體會大規模地口誅筆伐，所以那個社會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會更大一些。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在當時很特殊的末日情結，我曾經聽黃子平教授在講到張愛玲的文字時特別強調了這一點。當時整個社會有一種燥熱的不安定的情緒，兵荒馬亂之際，槍林炮火之中，很容易生出這種整個社會的情緒，就像《雷雨》中所描繪的“鬱熱”，也許每個人的具體表現不同，但毫無以為都受了這大環境的影響的。想想如果真的有確鑿的消息說2012就是世界末日，那大家會如何，我想很少有人再顧忌什麽道德問題，而會陷入一種類似“末日的狂歡”的狀態吧。
我們今天固然看似講著他們的故事，念著他們的傳奇，看樣子似乎是滿心滿眼的羡慕和嚮往。但是要是這事真的落到了當代，林徽因、丁玲，那是會被人戳著脊樑骨冠上水性楊花的惡名吧？而徐志摩，那不就是“奪朋友妻”的最好例證么，這樣的朋友，哪裡要得？至於現在被所有文藝青年們抬得高高的張愛玲，丈夫有了小三小四還忍氣吞聲，哪裡還有什麽他們所推崇的個性氣質可言？也許他們會，被人們的道德審判壓得喘不過氣，而不是成為那被現在的我們心心念念的浪漫傳奇。隔了那許多日子，隔了那長長歲月，一切都在被湮沒的歷史中變得朦朧而渺茫，而又因為這份渺遠而顯得美麗使人嚮往。所有的傳奇，都不過如是。
……
上面說了那麼多，我並不是想表示自己完全贊成這個觀點，而只是想努力說明，爲什麽會有這種說法產生，可能的社會根據和時代背景心理是什麽，它是否有存在某些合理的地方，不管多少。而且我更多地是站在一個當代文化人的角度去揣測的，可能有時候不自覺地會帶了很多自己主觀的想法。畢竟我對於民國只算感興趣和略有知曉，雖然作品看了一些，但通透是稱不上的，寫出這些，不過因為被邀請而又不願隨便應付，回答一個問題，總覺得不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便有什麽不對勁，全身不舒服。
這篇回答，拉拉雜雜寫了一個星期了吧，從果子邀請我的那一天就開始碼字，感覺就跟大學那會兒寫老師每週佈置的小論文似的，總想著一次寫完，但總是會被打斷，被打斷，或者自己中斷溜號，於是就一直拖到了今天。不過也好，剛好是我在知乎的第52個回答，對於我，是特殊的。獻給這麼一個問題，也不算虧。其實還有好多想法，但實在無力表達了，而且我都懷疑寫了這麼長是不是有知友會真的耐著性子慢慢讀完，想想我那麼多閒著沒人看的答案，唔，隨緣吧，自己寫完的成就感大過一切。
想著邀請你回答的問題和草稿那兒挂了一周多的藍晃晃的1終於可以消掉了，真是身心舒暢呀喂。果子你看到這兒不會覺著有一些什麽么，嗯哼……其實我也在懷疑會不會果子你都看不到，唔，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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