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章】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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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资本主义 12月15日 08:56
2013-12-15 08:56:08 来源:通天译
Mises Daily: Monday,November 12, 2012 by Ludwig von Mises
郑其涛 肖玉帅 @风灵_ 译
经济政策：对今天和明天的思考（1979），第1讲（1958）
人们使用的某些形容词常常容易令人误解。例如，在谈论现代的产业领袖和大企业领导者时，他们称之为“巧克力大王”或“棉花大王”或“汽车大王”。使用这种术语暗示了他们实际上认为现代的产业领袖们与从前的那些封建国王、公爵或领主没有区别。但其实区别非常大，一个巧克力大王根本没有统治权，他只是提供服务。他没有独立于市场、独立于他的顾客来统治被征服的领土。巧克力大王——或钢铁大王或汽车大王或其他任何现代的产业领袖，都必须依赖于他所经营的产业和他所服务的客户。这个“国王”的王位全赖他的“臣民”即顾客的恩泽。一旦他不能向顾客以比他的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他立即会失去他的王国。
两百年前，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一出生便固定下来，直至终生；他从祖先那里继承身份，永不改变。如果他生来贫穷，那他将永远贫穷，而如果他生而富裕——是领主或公爵——那么他将终生保有爵位和财产。
至于制造业，那时原始的加工行业几乎是专门为富人的利益而存在。大多数的人（90％或更多的欧洲人）仍在土地上劳作，尚未与城市主导的加工业有任何接触。数百年间，这种封建社会的僵硬体制在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
然而，由于农村人口增长，土地消化不了剩余人口。这些没有继承到土地或房产的过剩人口无事可干，也不可能在加工业中找到工作。城市的统治者们不许他们进入。这些“弃儿”的数量持续增长，而没人知道该怎么办。完全从字面意义上讲，他们是“无产者”、是失地者，政府只能将他们安置在济贫院或救济所。在欧洲的部分地方，特别是在荷兰和英格兰，到了18世纪，这些人数变得如此庞大，以至成了保持当时那种社会身份制度的真正威胁。
今天，在谈论某些情况类似的地区如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时，我们不该忘记，在18世纪的英格兰，那时的条件更差。当时，英国有六七百万的人口，但在这六七百万人中，有超过一百万，很可能有两百万都只是可怜的失地者。现有的社会制度不能让他们生存。如何安置这些失地者成了十八世纪英格兰最大的问题之一。
另一大问题是缺乏原料。英国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一问题：当没有森林能为我们提供生产和供暖所需的木材时，我们未来该怎么办？这对统治阶级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政治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执政官绅也束手无策。
现代资本主义正是产生于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之下。在那些失地者和穷人中有一些人，他们试图把其他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些能生产东西的小店。这是一个创举。这些开拓者们没有生产只适用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他们生产能满足大众需求的廉价产品。这是资本主义现行运作方式的起源。这是大规模生产的开端，大规模生产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原则。那些为城里的富人服务的传统加工业，几乎是专门为上流社会的需求而存在，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则开始生产普通人民买得起的产品。正是靠大规模生产来满足大众的需求。
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存在于现今所有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的国家中。大企业，是所谓的左派狂热攻击的目标，却几乎专门为满足大众的需求生产。仅为富裕阶层生产精制奢侈品的企业，永远不可能达到庞大的规模。而如今，在大工厂工作的人，又正是这些大工厂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原则和之前封建制度原则之间的本质区别。
如果人们认为，或宣称，大企业的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属于不同的阶层，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的百货商场，你会听到这种口号：“顾客永远是对的”。而这里所指的顾客，正是在工厂里生产这些商品以供百货公司销售的人。那些认为大企业的力量是穷凶极恶的人同样犯了错，因为大企业完全依赖于顾客的惠顾；如果失去了客户，哪怕是最大的企业，也会失去力量和影响。
五六十年前，人们认为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公司都过于强大，带有垄断性。不可能与他们竞争。人们断言，在交通领域，资本主义已达到了一个自我毁灭的阶段，因为它消灭了竞争。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铁路公司的力量取决于它们能提供的服务比其他任何运输方式都更好。当然，以修建另外一条与已有铁路平行轨道的方法，来和这些铁路公司之一竞争都是可笑的。因为旧有的轨线足以满足现在的需求。但很快出现了其他竞争对手。自由竞争并不意味着你能通过模仿或完全复制别人已做过的事而轻易获得成功。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有权抄袭别人写过的内容，从而获得成功，那是别人因其成就理所应得的成功。新闻自由意味着你有写些其他不同内容的权利。至于铁路的自由竞争，则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去发明某种东西来做些事情，这些事将挑战铁路的地位，将其置朝不保夕的竞争态势之中。
在美国，大巴，汽车，卡车和飞机都与铁路竞争，导致铁路运输至少在客运方面，遭受了近乎致命的打击。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坚持每个人都权为顾客提供更价廉物美的服务。这种方法，这种原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整个世界。它让世界人口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英国土地资源只能满足600万人极低标准的生活。然而今天英国有超过5000万人，其享受的生活水准，甚至比18世纪的富人都高得多。而从许多方面看，今天英格兰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应该更高，如果能够避免将大量的精力浪费在政治与军事的“冒险行动”上。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因此，如果一个英国人——或者，就此而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对他的朋友说，他反对资本主义。那么，会有一个精彩的反驳：“你知道当前地球上的人口比前资本主义时代多了十倍，而且你知道今天所有的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都高过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祖先。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无须资本主义也能活下来的那1/10中的人呢？你活在现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已获成功的证据，不管你对自己的生活评价是高是低。
尽管资本主义有诸多好处，但却遭遇了疯狂的攻击和批评。有必要理解这种反感的根源。事实上仇恨资本主义的根源不在大众，不在工人自身当中，而在于英国和欧洲大陆没落的上流社会——士绅阶层和世袭贵族。他们指责资本主义，因为有些事让他们不爽：在19世纪初，产业工人的工资增长迫使地主也得向农业工人支付同样的高工资。贵族以批评工人大众的生活水准来攻击工业。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看，工人当年的生活水平极低;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之差，绝对会令人震惊，但这并不是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损害了工人。受雇于工厂的人之前的生存状况实际上已低于人类的生存水平。
那个重复了千百次的著名的古老故事，工厂雇用妇女和儿童，而这些妇女和儿童本来满足于到工厂上班前的状态，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之一。到工厂上班的母亲们已经没米下锅。她们并不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厨房到工厂去上班。她们去上班是因为她们没有厨房，即使有厨房也揭不开锅。而这些孩子不是来自舒适的托儿所。他们饿以待毙。关于所谓的早期资本主义无法形容的恐怖的一切言论，仅仅一个统计数据即可驳倒：恰好是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些年，恰好是被称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这一时期，从1760年至1830年，恰好在这些年间，英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千千万万的孩子——在以前会夭折的孩子——死里逃生，并长大成人。
毫无疑问以前生活条件糟糕透顶，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改善了这种状况。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出口产品，还是从其他国家进口食品及原料，恰恰是这些早期的工厂提供了工人生活所必需。一次又一次，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歪曲了历史（没有比这更温和的词能形容了）。
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个故事很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讲到，富兰克林参观了一家英格兰的棉纺厂，工厂老板充满自豪地告诉他：“你看，这里是卖到匈牙利的棉织品。 ”本杰明?富兰克林环顾四周，看到衣衫褴褛的工人，说：“你为什么不也为自己的工人生产呢？”
但是工厂老板所指的那些出口的产品，其实真的是意味着他是为他的工人而生产的，因为英国必须进口所有的原材料。无论在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都没有棉花。英国粮食短缺，食品都必须从波兰，俄罗斯，匈牙利进口。这些出口是在为进口英国人民赖以为生的食品付款。历史上那时的许多例子都表现了绅士和贵族对工人的态度。我只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著名的英国的“济贫”制度。通过这个制度，英国政府向所有没有获得（由政府决定的）最低工资的工人支付其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这解决了土地贵族支付更高工资的困难。贵族们可以维持农业传统的低工资，而政府将提供补充，从而防止工人离开农村去城市工厂就业。
八十年后，资本主义从英国扩张到欧洲大陆后，地主贵族再次反抗新的生产制度。德国的普鲁士容克（容克指地主——译者注），因为资本主义高薪产业而失去了许多工人，就此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术语：“从农村飞走”——即农村人口减少。在德国议会中，他们讨论该如何反对这种罪恶，从地主角度而言的罪恶。
著名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在一次演讲时说，“我在柏林遇见了一个曾经在我的土地上工作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离开土地？你为什么离开家乡？为什么你现在住在柏林？’据俾斯麦说，这人回答说，“在村子里没有啤酒园，像我在柏林那样。在啤酒园里可以坐着喝啤酒，听音乐。”当然，这个故事是从俾斯麦（雇主）的角度来看的。不完全是他所有工人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进工厂，是因为工厂支付更高的工资，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标准。
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基本生活差异并不大；都不愁吃穿，居有定所。但在十八世纪或更早，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区别是，中产阶级的人穿着鞋子，而下层人民打赤脚。在今天的美国，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之间的差异往往只意味着凯迪拉克和雪佛兰的区别。雪佛兰可以买二手的，但对它的所有者而言功能基本相同：他也可以开车从一地到另一地。在美国超过5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公寓。
对资本主义的攻击——特别是关于更高的工资率——始于错误的假设，即工资最终不是由工厂里干活的那些人支付的。现在对于经济学家和学生们而言，在经济理论中区分生产者和消费者倒也罢了。但事实上，每个消费者必须以某种方式赚得他花费的钱，而绝大多数消费者同样也是企业的员工，这些企业生产他们所消费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工资率不是由脱离于打工者之外的人来决定的；发薪者和打工者都是他本身。不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支付电影明星的工资，而是花钱入场看电影的人来支付。不是一个拳击比赛的主办方支付获胜选手的高额奖金，是花钱看比赛的人来支付。虽然在理论上，雇主和雇员有所区别，但它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区别；在此，雇主和雇员最终都是同一个人。
许多国家的人认为，须养活好几个孩子一大家子的人与只须养活自己的人得到相同的工资太不公平。但问题在于雇主是否因工人的家庭规模而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场景中设问，某种东西，比如说一块面包，你作为个人，假如你得知生产这块面包的工人有六个孩子，你愿意付更多的钱吗？诚实的人都会说不，并表示，“原则上我会，但事实上只要价钱更便宜，我宁愿买没有任何孩子的人做的面包。”这一事实表明，如果买方没有支付雇主足够的钱，让他能给工人发工资，雇主将无法继续经营。
将资本主义制度称为“资本主义”，并非是对之有好感的人，其命名者认为它是历史上邪恶透顶的制度，是曾经降临人间的最大恶魔。这个人是卡尔?马克思。然而，没有理由抛弃马克思的术语，因为它清楚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巨大进步的根源。这些进步都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其基础是作为一条规律，人们不会消费掉他们已生产出的所有东西，他们积蓄——并且用其中一部分投资。关于这一问题存在大量的误解。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我将有机会处理人们对于资本积累、资本的用途和由之产生的普遍收益的最根本性的误解。在我关于资本主义的讲座中，我将专门谈到外国投资，和当前最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即通货膨胀。当然，你知道，通货膨胀不仅仅存在于这个国家。它是全世界的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对于那些急于生产或挣钱的人而言，储蓄意味着收益。当一个人已经累积了一定数量的金钱，比如说，1000美元，不是用于消费，而是将这些美元存入了储蓄银行或投入了保险公司，资金从而进入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的手中，让他能开始着手从事某个项目。而在没得到这笔钱的昨天，这个项目不可能开动。
现在有了这笔额外的资本，商人会做什么?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他拿到这笔额外的资本，首要的用途是出去雇佣工人和购买原材料——反过来，这产生了对工人和原材料开发的进一步需求，以及工资提高和原材料涨价的趋势。远远早在储蓄者或企业家从中获得任何利润之前，失业的工人、原材料生产者、农民、打工者都已在分享额外储蓄的收益。
什么时候企业家能从项目中获利，取决于市场的未来状态，以及他对市场未来状态的正确预测能力。但是工人们以及原材料的生产者却立即获得了收益。30或40年前，关于他们所称的亨利?福特的“工资政策”，人们说了很多。福特先生的一个伟大的成就是他支付的工资比其他实业家或工厂更高。他的工资政策被形容为一个“发明”，然而它并不足以表示，这个新“发明”的政策源于福特先生的慷慨。商业某一新分支，或已存在的分支产业中新建的工厂，必须从其他工作岗位，从国家的其他地区，甚至从其他国家吸引工人。唯一的方法是为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资本主义早期情况如此，今天也仍是如此。
当英国的制造商开始生产棉制品时，他们付给工人超过以前的工资。当然，大部分新工人在之前都没有任何收入，提供什么条件都愿意接受。但过了很短的时间后——当资本积累越来越多，新建的企业越来越多——工资率上升，结果如我前述，英国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
一些人充满鄙视地描述资本主义，将它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制度，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说法从头错到尾。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工人越来越穷、大众越来越困苦，而到最后，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都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或集中在某一个人手里。因此，最后，广大贫困的工人就会暴乱，剥夺富人的财富。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的机会或可能性。
1864年，在英国面对国际工人协会演说时，马克思相信工会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但这是“绝对的错误”。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率和缩短工时的政策，他称为是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形式，当然，这是卡尔?马克思能使用的最具谴责性的术语。他建议工会为自己设定一个新的、革命性的目标:他们要“完全废除工资”,代之以“社会主义”——生产手段的政府所有权，代替私人所有权的制度。
如果我们回顾世界的历史,特别是自1865年以来英国的历史，我们将认识到马克思各个方面都错了。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中的民众就不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善生活条件。不管马克思如何预言，过去80、90年一切都在进步。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工人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改善。他们遵循着一个谬论，著名的“工资铁律”——这个定律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不会超过能为企业卖命所需的数额。
马克思主义者用以下方式制定他们的理论：如果工人工资率上升，超过生存所需的水平，他们就会养更多的孩子；当这些孩子长成了劳动力，工人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工资率降低，使工人工资再一次跌到只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即仅仅只能使工人免于灭绝的维持生存最低水平。但马克思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的这种想法，其工人的概念恰恰类似于生物学家的概念，在对动物比如说老鼠的研究中，这当然是正确的。
如果你增加动物或微生物的可供食物数量，它们将存活更多的数量。如果你限制它们的食物，那么你也会限制它们的数量。但人是不同的。即使是工人——尽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它——人类有食物和种族繁衍之外的欲望。提高实际工资结果不仅在于人口的增加；它的结果更首先在于提高平均生活水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西欧和美国我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资本的供给。这解释了美国和印度生活条件的差异；印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引进了对付传染病的现代方法，其效果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但是，因为人口增长并没有伴随着资本投资数额的相应增长，结果是贫穷人口的增加。一个国家变得更加繁荣，与人均投资资本的增加相关。
我希望在我的其他讲座中，我将有机会更详尽地阐述并澄清这些问题，因为一些术语，如“人均投资资本”需要更加详细的说明。
然而，你们必须记住，在经济政策中没有奇迹。你们已在很多报纸和演讲中看到，关于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战后的重建与恢复）。但这不是奇迹。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应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应用，尽管它们没有被完全应用于所有的领域。每个国家都能实现同样的经济恢复“奇迹”，虽然我必须坚持经济恢复不是来自于什么奇迹，它是来自于适用合理的经济政策，是这种政策的结果。
资助通天译：13eH6bysjAjUs8BCRZCt9tpw1FFADVLSRC
郑其涛 肖玉帅 @风灵_ 译
人们使用的某些形容词常常容易令人误解。例如，在谈论现代的产业领袖和大企业领导者时，他们称之为“巧克力大王”或“棉花大王”或“汽车大王”。使用这种术语暗示了他们实际上认为现代的产业领袖们与从前的那些封建国王、公爵或领主没有区别。但其实区别非常大，一个巧克力大王根本没有统治权，他只是提供服务。他没有独立于市场、独立于他的顾客来统治被征服的领土。巧克力大王——或钢铁大王或汽车大王或其他任何现代的产业领袖，都必须依赖于他所经营的产业和他所服务的客户。这个“国王”的王位全赖他的“臣民”即顾客的恩泽。一旦他不能向顾客以比他的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他立即会失去他的王国。
两百年前，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一出生便固定下来，直至终生；他从祖先那里继承身份，永不改变。如果他生来贫穷，那他将永远贫穷，而如果他生而富裕——是领主或公爵——那么他将终生保有爵位和财产。
至于制造业，那时原始的加工行业几乎是专门为富人的利益而存在。大多数的人（90％或更多的欧洲人）仍在土地上劳作，尚未与城市主导的加工业有任何接触。数百年间，这种封建社会的僵硬体制在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
然而，由于农村人口增长，土地消化不了剩余人口。这些没有继承到土地或房产的过剩人口无事可干，也不可能在加工业中找到工作。城市的统治者们不许他们进入。这些“弃儿”的数量持续增长，而没人知道该怎么办。完全从字面意义上讲，他们是“无产者”、是失地者，政府只能将他们安置在济贫院或救济所。在欧洲的部分地方，特别是在荷兰和英格兰，到了18世纪，这些人数变得如此庞大，以至成了保持当时那种社会身份制度的真正威胁。
今天，在谈论某些情况类似的地区如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时，我们不该忘记，在18世纪的英格兰，那时的条件更差。当时，英国有六七百万的人口，但在这六七百万人中，有超过一百万，很可能有两百万都只是可怜的失地者。现有的社会制度不能让他们生存。如何安置这些失地者成了十八世纪英格兰最大的问题之一。
另一大问题是缺乏原料。英国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一问题：当没有森林能为我们提供生产和供暖所需的木材时，我们未来该怎么办？这对统治阶级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政治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执政官绅也束手无策。
现代资本主义正是产生于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之下。在那些失地者和穷人中有一些人，他们试图把其他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些能生产东西的小店。这是一个创举。这些开拓者们没有生产只适用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他们生产能满足大众需求的廉价产品。这是资本主义现行运作方式的起源。这是大规模生产的开端，大规模生产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原则。那些为城里的富人服务的传统加工业，几乎是专门为上流社会的需求而存在，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则开始生产普通人民买得起的产品。正是靠大规模生产来满足大众的需求。
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存在于现今所有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的国家中。大企业，是所谓的左派狂热攻击的目标，却几乎专门为满足大众的需求生产。仅为富裕阶层生产精制奢侈品的企业，永远不可能达到庞大的规模。而如今，在大工厂工作的人，又正是这些大工厂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原则和之前封建制度原则之间的本质区别。
如果人们认为，或宣称，大企业的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属于不同的阶层，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的百货商场，你会听到这种口号：“顾客永远是对的”。而这里所指的顾客，正是在工厂里生产这些商品以供百货公司销售的人。那些认为大企业的力量是穷凶极恶的人同样犯了错，因为大企业完全依赖于顾客的惠顾；如果失去了客户，哪怕是最大的企业，也会失去力量和影响。
五六十年前，人们认为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公司都过于强大，带有垄断性。不可能与他们竞争。人们断言，在交通领域，资本主义已达到了一个自我毁灭的阶段，因为它消灭了竞争。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铁路公司的力量取决于它们能提供的服务比其他任何运输方式都更好。当然，以修建另外一条与已有铁路平行轨道的方法，来和这些铁路公司之一竞争都是可笑的。因为旧有的轨线足以满足现在的需求。但很快出现了其他竞争对手。自由竞争并不意味着你能通过模仿或完全复制别人已做过的事而轻易获得成功。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有权抄袭别人写过的内容，从而获得成功，那是别人因其成就理所应得的成功。新闻自由意味着你有写些其他不同内容的权利。至于铁路的自由竞争，则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去发明某种东西来做些事情，这些事将挑战铁路的地位，将其置朝不保夕的竞争态势之中。
在美国，大巴，汽车，卡车和飞机都与铁路竞争，导致铁路运输至少在客运方面，遭受了近乎致命的打击。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坚持每个人都权为顾客提供更价廉物美的服务。这种方法，这种原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整个世界。它让世界人口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英国土地资源只能满足600万人极低标准的生活。然而今天英国有超过5000万人，其享受的生活水准，甚至比18世纪的富人都高得多。而从许多方面看，今天英格兰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应该更高，如果能够避免将大量的精力浪费在政治与军事的“冒险行动”上。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因此，如果一个英国人——或者，就此而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对他的朋友说，他反对资本主义。那么，会有一个精彩的反驳：“你知道当前地球上的人口比前资本主义时代多了十倍，而且你知道今天所有的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都高过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祖先。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无须资本主义也能活下来的那1/10中的人呢？你活在现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已获成功的证据，不管你对自己的生活评价是高是低。
尽管资本主义有诸多好处，但却遭遇了疯狂的攻击和批评。有必要理解这种反感的根源。事实上仇恨资本主义的根源不在大众，不在工人自身当中，而在于英国和欧洲大陆没落的上流社会——士绅阶层和世袭贵族。他们指责资本主义，因为有些事让他们不爽：在19世纪初，产业工人的工资增长迫使地主也得向农业工人支付同样的高工资。贵族以批评工人大众的生活水准来攻击工业。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看，工人当年的生活水平极低;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之差，绝对会令人震惊，但这并不是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损害了工人。受雇于工厂的人之前的生存状况实际上已低于人类的生存水平。
那个重复了千百次的著名的古老故事，工厂雇用妇女和儿童，而这些妇女和儿童本来满足于到工厂上班前的状态，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之一。到工厂上班的母亲们已经没米下锅。她们并不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厨房到工厂去上班。她们去上班是因为她们没有厨房，即使有厨房也揭不开锅。而这些孩子不是来自舒适的托儿所。他们饿以待毙。关于所谓的早期资本主义无法形容的恐怖的一切言论，仅仅一个统计数据即可驳倒：恰好是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些年，恰好是被称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这一时期，从1760年至1830年，恰好在这些年间，英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千千万万的孩子——在以前会夭折的孩子——死里逃生，并长大成人。
毫无疑问以前生活条件糟糕透顶，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改善了这种状况。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出口产品，还是从其他国家进口食品及原料，恰恰是这些早期的工厂提供了工人生活所必需。一次又一次，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歪曲了历史（没有比这更温和的词能形容了）。
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个故事很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讲到，富兰克林参观了一家英格兰的棉纺厂，工厂老板充满自豪地告诉他：“你看，这里是卖到匈牙利的棉织品。 ”本杰明?富兰克林环顾四周，看到衣衫褴褛的工人，说：“你为什么不也为自己的工人生产呢？”
但是工厂老板所指的那些出口的产品，其实真的是意味着他是为他的工人而生产的，因为英国必须进口所有的原材料。无论在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都没有棉花。英国粮食短缺，食品都必须从波兰，俄罗斯，匈牙利进口。这些出口是在为进口英国人民赖以为生的食品付款。历史上那时的许多例子都表现了绅士和贵族对工人的态度。我只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著名的英国的“济贫”制度。通过这个制度，英国政府向所有没有获得（由政府决定的）最低工资的工人支付其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额。这解决了土地贵族支付更高工资的困难。贵族们可以维持农业传统的低工资，而政府将提供补充，从而防止工人离开农村去城市工厂就业。
八十年后，资本主义从英国扩张到欧洲大陆后，地主贵族再次反抗新的生产制度。德国的普鲁士容克（容克指地主——译者注），因为资本主义高薪产业而失去了许多工人，就此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术语：“从农村飞走”——即农村人口减少。在德国议会中，他们讨论该如何反对这种罪恶，从地主角度而言的罪恶。
著名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在一次演讲时说，“我在柏林遇见了一个曾经在我的土地上工作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离开土地？你为什么离开家乡？为什么你现在住在柏林？’据俾斯麦说，这人回答说，“在村子里没有啤酒园，像我在柏林那样。在啤酒园里可以坐着喝啤酒，听音乐。”当然，这个故事是从俾斯麦（雇主）的角度来看的。不完全是他所有工人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进工厂，是因为工厂支付更高的工资，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标准。
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基本生活差异并不大；都不愁吃穿，居有定所。但在十八世纪或更早，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区别是，中产阶级的人穿着鞋子，而下层人民打赤脚。在今天的美国，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之间的差异往往只意味着凯迪拉克和雪佛兰的区别。雪佛兰可以买二手的，但对它的所有者而言功能基本相同：他也可以开车从一地到另一地。在美国超过5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公寓。
对资本主义的攻击——特别是关于更高的工资率——始于错误的假设，即工资最终不是由工厂里干活的那些人支付的。现在对于经济学家和学生们而言，在经济理论中区分生产者和消费者倒也罢了。但事实上，每个消费者必须以某种方式赚得他花费的钱，而绝大多数消费者同样也是企业的员工，这些企业生产他们所消费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工资率不是由脱离于打工者之外的人来决定的；发薪者和打工者都是他本身。不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支付电影明星的工资，而是花钱入场看电影的人来支付。不是一个拳击比赛的主办方支付获胜选手的高额奖金，是花钱看比赛的人来支付。虽然在理论上，雇主和雇员有所区别，但它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区别；在此，雇主和雇员最终都是同一个人。
许多国家的人认为，须养活好几个孩子一大家子的人与只须养活自己的人得到相同的工资太不公平。但问题在于雇主是否因工人的家庭规模而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场景中设问，某种东西，比如说一块面包，你作为个人，假如你得知生产这块面包的工人有六个孩子，你愿意付更多的钱吗？诚实的人都会说不，并表示，“原则上我会，但事实上只要价钱更便宜，我宁愿买没有任何孩子的人做的面包。”这一事实表明，如果买方没有支付雇主足够的钱，让他能给工人发工资，雇主将无法继续经营。
将资本主义制度称为“资本主义”，并非是对之有好感的人，其命名者认为它是历史上邪恶透顶的制度，是曾经降临人间的最大恶魔。这个人是卡尔?马克思。然而，没有理由抛弃马克思的术语，因为它清楚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巨大进步的根源。这些进步都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其基础是作为一条规律，人们不会消费掉他们已生产出的所有东西，他们积蓄——并且用其中一部分投资。关于这一问题存在大量的误解。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我将有机会处理人们对于资本积累、资本的用途和由之产生的普遍收益的最根本性的误解。在我关于资本主义的讲座中，我将专门谈到外国投资，和当前最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即通货膨胀。当然，你知道，通货膨胀不仅仅存在于这个国家。它是全世界的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对于那些急于生产或挣钱的人而言，储蓄意味着收益。当一个人已经累积了一定数量的金钱，比如说，1000美元，不是用于消费，而是将这些美元存入了储蓄银行或投入了保险公司，资金从而进入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的手中，让他能开始着手从事某个项目。而在没得到这笔钱的昨天，这个项目不可能开动。
现在有了这笔额外的资本，商人会做什么?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他拿到这笔额外的资本，首要的用途是出去雇佣工人和购买原材料——反过来，这产生了对工人和原材料开发的进一步需求，以及工资提高和原材料涨价的趋势。远远早在储蓄者或企业家从中获得任何利润之前，失业的工人、原材料生产者、农民、打工者都已在分享额外储蓄的收益。
什么时候企业家能从项目中获利，取决于市场的未来状态，以及他对市场未来状态的正确预测能力。但是工人们以及原材料的生产者却立即获得了收益。30或40年前，关于他们所称的亨利?福特的“工资政策”，人们说了很多。福特先生的一个伟大的成就是他支付的工资比其他实业家或工厂更高。他的工资政策被形容为一个“发明”，然而它并不足以表示，这个新“发明”的政策源于福特先生的慷慨。商业某一新分支，或已存在的分支产业中新建的工厂，必须从其他工作岗位，从国家的其他地区，甚至从其他国家吸引工人。唯一的方法是为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资本主义早期情况如此，今天也仍是如此。
当英国的制造商开始生产棉制品时，他们付给工人超过以前的工资。当然，大部分新工人在之前都没有任何收入，提供什么条件都愿意接受。但过了很短的时间后——当资本积累越来越多，新建的企业越来越多——工资率上升，结果如我前述，英国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
一些人充满鄙视地描述资本主义，将它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制度，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说法从头错到尾。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工人越来越穷、大众越来越困苦，而到最后，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都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或集中在某一个人手里。因此，最后，广大贫困的工人就会暴乱，剥夺富人的财富。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的机会或可能性。
1864年，在英国面对国际工人协会演说时，马克思相信工会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但这是“绝对的错误”。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率和缩短工时的政策，他称为是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形式，当然，这是卡尔?马克思能使用的最具谴责性的术语。他建议工会为自己设定一个新的、革命性的目标:他们要“完全废除工资”,代之以“社会主义”——生产手段的政府所有权，代替私人所有权的制度。
如果我们回顾世界的历史,特别是自1865年以来英国的历史，我们将认识到马克思各个方面都错了。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中的民众就不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善生活条件。不管马克思如何预言，过去80、90年一切都在进步。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工人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改善。他们遵循着一个谬论，著名的“工资铁律”——这个定律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不会超过能为企业卖命所需的数额。
马克思主义者用以下方式制定他们的理论：如果工人工资率上升，超过生存所需的水平，他们就会养更多的孩子；当这些孩子长成了劳动力，工人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工资率降低，使工人工资再一次跌到只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即仅仅只能使工人免于灭绝的维持生存最低水平。但马克思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的这种想法，其工人的概念恰恰类似于生物学家的概念，在对动物比如说老鼠的研究中，这当然是正确的。
如果你增加动物或微生物的可供食物数量，它们将存活更多的数量。如果你限制它们的食物，那么你也会限制它们的数量。但人是不同的。即使是工人——尽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它——人类有食物和种族繁衍之外的欲望。提高实际工资结果不仅在于人口的增加；它的结果更首先在于提高平均生活水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西欧和美国我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资本的供给。这解释了美国和印度生活条件的差异；印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引进了对付传染病的现代方法，其效果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但是，因为人口增长并没有伴随着资本投资数额的相应增长，结果是贫穷人口的增加。一个国家变得更加繁荣，与人均投资资本的增加相关。
我希望在我的其他讲座中，我将有机会更详尽地阐述并澄清这些问题，因为一些术语，如“人均投资资本”需要更加详细的说明。
然而，你们必须记住，在经济政策中没有奇迹。你们已在很多报纸和演讲中看到，关于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战后的重建与恢复）。但这不是奇迹。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应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应用，尽管它们没有被完全应用于所有的领域。每个国家都能实现同样的经济恢复“奇迹”，虽然我必须坚持经济恢复不是来自于什么奇迹，它是来自于适用合理的经济政策，是这种政策的结果。
资助通天译：13eH6bysjAjUs8BCRZCt9tpw1FFADVL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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